閱讀篇章｜《為博雅教育辯護：當人文課熄燈，大學正讓青年世代失去遠大未來》第三章〈學習思考〉
閱讀範圍｜第52–63頁
資料來源｜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著，劉怡女譯（2015）。大寫出版。
當你聽到有人標榜博雅教育的益處時，你聽到的理由大概是：「它能教導我們如何思考。」我相信這個說法是真的。不過對我個人而言，博雅教育最寶貴的一點是教導我們如何寫作，而寫作能促使我們思考。無論你從事什麼工作，若能在合理的時間內，快速完成內容清晰簡潔的文章，這將是一種價值不菲的技能。
思考與寫作
剛進大學時，我修了一門英文作文課。授課老師是位上了年紀的英國紳士，不但談吐暗藏機鋒，他手上那支紅筆更是尖刻，不輕易給高分。他打過分數退回的論文中，我會在頁面空白處看到幾十條評語，把我寫得太粗略含混或詞不達意的地方挑出來。這時候我才明白，雖然以印度留學生來說，我算是很會考試，也懂得將背誦過的知識反芻消化；但我仍不擅長表達自己的想法。進大學之前，我參加過無數大大小小的考試，卻幾乎沒寫過任何一篇論文。一九七〇年代，在亞洲即使是一流的高中差不多都是這種情況。其實就算是到了現在，多數的亞洲學校依然如此。
經過那一學期，我察覺到自己開始能夠將所想與所寫連結起來。做到這一點可真不容易。要寫出條理清楚的文章，表示你得先把事情想透徹。於是我逐漸瞭解，思考與寫作是兩個密不可分的過程。我聽過一個不知真假的故事，傳說專欄作家華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給問到他對某個主題的看法時，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自己對它有什麼看法。我還沒寫過那個主題。」
現代哲學有個大爭論：究竟是先有思想，還是先有文字。也就是說，人類是先產生了抽象思維，然後將這些想法形諸文字；還是先有了文字，然後透過既有文字來建立思考架構？我只能透過我的個人經驗來提供答案。當我開始下筆時，我察覺到自己的「思想」通常只是一堆還不成熟的想法，糾結成一團漏洞百出。
寫作逼我必須理出頭緒。專欄文章或論文的初稿往往是作者既有知識的表達，呈現作者對特定主題的看法、作者所陳述的概念之間是否邏輯相通，以及作者是否能從掌握的事實中歸納出明確結論。無論你的身份為何，無論你投身政治界、商界、法律界，抑或身為歷史學家或小說家，寫作都能促使你為自己的想法進行篩選、化為有條有理的清晰表達。
假如你認為寫作沒什麼世俗用途，不妨問問亞馬遜創辦人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貝佐斯要求高階主管寫備忘錄，往往長達六頁。一級主管會報的開始，會先有一段靜默時間，有時候時間達半小時。這時候主管們各自低頭讀手上的「敘述」，在上面作筆記。如要為新產品或新策略提案，備忘錄就必須以新聞稿的形式寫成，而且文中不能有任何行話術語，必須用最通俗簡單的文字讓任何外行人都看得懂。貝佐斯接受《財星》雜誌編輯亞當·拉辛斯基（Adam Lashinsky）專訪時說：「要寫完整的句子，難度較高。句子裡必須有動詞。而段落內必須有主題句。沒有清晰的思考，就無法完成一篇長達六頁、敘事結構完整的備忘錄。」
諾曼·奧古斯丁（Norman R. Augustine）談到他當年在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擔任執行長時，回憶道：「我的職涯最後幾年待的公司總共僱用十八萬名員工，多半是大學畢業生。當中超過八萬人是工程師或科學家。我從觀察中得到的結論是：一個人能否在管理階層順利往上爬，很大程度取決於他是否有能力透過寫作來清楚表達個人看法。」
口語表達能力不可或缺
博雅教育第二大優勢是教導你如何說話。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的報告指出，該校希望讓「善於表達溝通」成為知識經驗中的核心。這當然包括寫作，但具備說服力的口語解釋能力亦不可或缺，譬如解釋科學實驗，或進行簡報或演說，不管人多人少。往深層來看，善於表達溝通有助於說出你心底的想法。這不意味隨時能把所有的想法一股腦傾倒出來。我的意思是學著理解自己的思想，過濾其中尚未成熟的想法，然後透過邏輯順序將自己的思想向外界傳達。
印度大學與美國大學之間，還有個令我大開眼界的差異。那就是口語能力竟然佔了成績的重要部分。教授給我的評分，不僅是根據我能否將課堂主題想透徹，連我是否能大聲說出自己的分析與結論也在考量範圍。由老師帶領的專題討論課，在博雅教育的教學與學習中扮演著要角，有助於學生閱讀理解與詳盡剖析。更重要的是，它還能幫助學生表達自我。
博雅教育所重視的「善於表達溝通」能力也透過許多課外活動來強化，包括戲劇、辯論、政治社團、學生自治會、抗議團體等幾乎每一所人文學院都有的活動。要在人生中博得成功，我們常常得爭取同儕的注意、說服他們相信我們的理念，而你的機會往往只有短短幾分鐘時間，譬如一場電梯裡的偶遇。
研習演講在博雅教育萌生的初期數百年猶比現代要來得更受重視。修辭在當時是最重要的學科之一，而且往往是最最重要的；不但涉及哲學領域，也和政府治理與公共行動密切相關。印刷術問世之前，口語溝通是公共生活與專業生涯的核心。直到十八與十九世紀，英國與美國的學院仍將演說術視為課程重心。
到了二十世紀，大型大學開始以研究為導向，書面文字成了大眾傳播的主要方式，口語溝通能力的重要性自此逐漸下降，特別是在美國。英國有詩歌朗誦、演說、辯論和朗讀的傳統，演講能力仍然是教育中的重要的一環。再者，下議院是英國政治的主要舞台，政治人物必須有能力在這裡進行言詞攻防，意見才能受到同儕重視。這就是為什麼許多英國人聽起來聰明、機智、口齒清晰，這可不只是因為他們的口音。除此之外，電視與數位影音的流行，也讓口語能力變得相當實用、甚至不可或缺。無論是在公開場合或私下的溝通，善於表達個人想法的能力都是一大利器。畢竟再好的想法都需要說服人家支持。
自古以來便有一種跟上述主題相關的學習方式，而往往只視之為純粹的樂趣，那就是：對話。前耶魯大學校長惠特尼·格理斯沃（Whitney Griswold）曾寫道：「對話是人類族群最古老的教育形式。」他將對話定義為：「一種了不起的創造性藝術，人類藉此詮釋感受、將之化為理性，進而與同儕分享這些文明賴以建立的內心深層想法與理念。」科學家暨哲學家阿弗烈·諾夫·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坦承：「除了專業訓練不可或缺的書本知識，我個人的長進，多半得歸功於生平有幸參與的精彩對話。」這或許是提倡「開放式辦公室」的慧識，藉由鼓勵上班期間同事的聚會、聊天和對話，來達到懷海德所說的專業提昇。就我個人而言，我發現無論人物專訪、與同儕或朋友交換意見，或編輯會議上的爭論詰辯，都是非常重要的學習經驗。
多元智能的學習
從以上讓我想談博雅教育的第三大優勢：它教導你如何學習。現在我明白，從大學與研究所學到影響我最深遠的，並非哪些特定的知識或資訊，而是學會如何自己主動取得知識。我學著精闢剖析一篇論文、自己搜尋新的參見資料來源、找出資料來證明或反駁一項假設、看出作者的個人偏見。我也學會了如何快速閱讀一本書、但依然能掌握書中精髓。我還學會提出有意義的問題、陳述相反意見、作重點筆記。時至今日，我學到的東西包括網路上看到的演講、授課，以及專訪。最重要的是，我學會享受學習的樂趣，將它視為一場探索新天地的大冒險。
你一畢業，無論從事哪一行，大學時主修的科目很可能與你每天從事的工作八竿子打不著。十年前學習寫電腦程式的人，如今面臨著一個應用程式與行動裝置當道的世界；不變的是你學到的技能與解決問題的方法。既然現今的產業或專業都在飛快演化，你總會需要運用這些技能來應付層出不窮的新挑戰。現代經濟的核心就是持續不斷的學習與重新學習、改進與重新改進。哈佛大學校長德魯·福斯特（Drew Faust）就指出，博雅教育應該培養「有助於學生勝任第六份工作，而不只是第一份工作」的技能。
我們也需要嘗試多元的智能，而非定於一尊。發展心理學及教育專家霍華德·嘉納（Howard Gardner）將人類智能分為至少八種，包括語言、數理邏輯、視覺空間、音樂、身體動覺、自然觀察、人際、內省等。為準備好面對現今的世界，學生們所採用的學習方式，必須有助於他們發展上述各種智能。美國的高等教育拘束較少，也較開放，給這類試驗有發揮的空間，因此嘉納寫過這麼一段話：「我們教育界有個笑話，說一個人應該讀法國的幼稚園、義大利的幼稚園、日本的小學、德國的中學、美國的大學。」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托馬斯·切赫（Thomas Cech）畢業於格林內爾學院（Grinnell College），一所傳統博雅學院。他以運動來比喻類似概念。正如運動員必須做一些與專長項目無關的鍛鍊，學生們也不能荒廢主修領域之外的學習。「比起僅僅練習主攻體育項目，花同樣時間做交叉訓練說不定更能有效鍛鍊重要肌群。」切赫寫道：「同樣道理，博雅教育鼓勵科學家到人文領域進行交叉訓練，藉此提昇『競爭優勢』。學術上的交叉訓練可幫助學生發展的能力包括：蒐集彙整事實與見解、分析並衡量其價值、清晰表達自己的論述，而交叉訓練或許比撰寫實驗報告更能強化上述技巧。」
嘉納主張，未來學生們將更加著重於思考模式的學習。既然什麼都能用搜尋引擎在網路上查到，我們又何必浪費腦力背誦大量資料？他更強調，最好的想法通常都出現在觀念、領域和學科之衝突激盪，也就是在不同文化相互接觸的背景下。基於同樣道理，他比我更反對將經典著作納入核心課程的學習方式。在他看來，教育的重點不該是將學生的腦子塞滿古董家具，而是協助他們習得自行製作桌椅的智能技巧。
他屬意的課程能夠讓學生認識多種思維方式，包括觀察、分析、審美、協力合作等等（聽起來很像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的課程）。如今事實證明，這樣的課程確實成果不凡。嘉納以他在心理學與神經科學方面的專業說出自己的看法：「忽視我們當今對人類心智如何建構與重建知識的理解去設計開倒車的教育方式，簡直可說是瀆職。」
科技與人文的結合
科技與工程涵蓋對各種想法與概念的深入探索，但由於在現實生活的應用往往就失去這種探索精神。無論能否讓我們致富，這些探索在科學上有其迷人之處。還記得一九七〇年代，我在印度生平首次親眼看到電腦時發出的驚嘆。當時的我完全無法想像，這東西竟能創造出許多賺錢的新產業。在那年頭學程式語言，靠的是打孔卡和反覆熟習早已作古的程式語言FORTRAN。儘管那麼笨拙，這台機器的神奇力量仍顯而易見。再說，學這麼新的東西本身就是一種樂趣。
電腦大幅改變我們的世界，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然而隨之湧入的商機很容易讓我們忘記，電腦其實也帶來智識層面的樂趣。大數據、人工智慧及行動運算，除了創生了不起的新企業，同時也引領著我們邁向人類過去從未涉足的知識領域。無論它們是否創造出千萬財富，這趟探索之旅已促使我們對心智的本質提出了深刻問題；而從某個意義上來說，科學因此回歸為哲學的一支。
科技本身固然充分展現出人類的巧思，但我們仍不應該因褒揚科技而貶抑人文。遺憾的是，這正是目前我們經常遇到的情況。工程學並不比藝術史更有價值，兩者皆為社會所需，而且往往是兩者結合更能促進社會提昇。賈伯斯在每場新一代iPad的發表會上，都會解釋：「在蘋果公司的DNA中，僅有科技是不夠的。科技唯有結合人文藝術、結合人性，才能觸動人心。」
所謂科技與人文的結合，可不僅僅是用設計來妝點科技。就以臉書為例，創辦人馬克·祖克伯恰巧是一名對電腦極感興趣的典型文科生。高中時，他大量鑽研古希臘經典，進入大學後則主修心理學。臉書之所以能成為當今商業巨擘，心理學的貢獻可不亞於科技。祖克伯本人常在專訪與會談中提到，臉書問世之前，多數人選擇在網路上使用匿名身份。當時的網路仍是個無名氏國度，直到臉書提出扭轉乾坤的創見：該公司有意創造一個實名制的網路文化，讓使用者自願向親友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而這個新文化將成為轉型的平台。
當然，祖克伯對電腦了解甚深，也聘用許多程式高手將他的想法付諸實行，但他對人類心理的了解才是最終成功關鍵。套句他本人說過的話，臉書「關乎心理學與社會學的程度，與科技不相上下。」
當今商業界需要的是科技與博雅教育攜手合作。二十年前的科技公司或許只要做好產品製造就能生存，但如今在設計、行銷與社交媒體的操作還得走在時代尖端。許多其他產業的公司也紛紛將重心轉向上述領域，畢竟製造業亦逐漸變得商品化了。全球有許多地方能生產品質優良的運動鞋，但一款有故事的運動鞋才能賣出三百美元的高單價。其他產品如汽車、服飾或咖啡，也依循同樣道理。品牌能帶來附加價值，包括品牌帶給人的想像、呈現、銷售，以及維繫。
全球化時代所需的新能力
創新專家布魯斯·諾斯邦（Bruce Nussbaum）在二〇〇五年《商業週刊》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所謂的知識經濟如今面臨給某樣新東西取代之勢，我們不妨稱之為創意經濟……一度佔據企業營運中樞的定價、品管，以及種種靠左腦操作的數位化分析工作，正快速地外包給受過良好訓練的中國、印度、甚至匈牙利、捷克與俄羅斯廉價勞工。未來的核心競爭力將會是『創意』，而聰明的公司為了追求高成長，正在這方面下足功夫……光是數理方面的強項已經不再足夠，企業還需要創意、想像，以及最重要的創新。」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大衛·奧特（David Autor）仔細研究過科技與全球化對工作造成的影響，他寫道：「最適合給電腦取代的人的職務，就是那些依據明確、可透過程序規則運行的工作，譬如乘法運算這一類。電腦在這方面，無論速度、品質、正確度或成本效益，都比人腦勝出許多。電腦做不來的工作是需要靈活應變、判斷力與常識，也就是那些我們只能心領神會、無法言傳的技巧，例如提出假設或整理櫥櫃。電腦在這類工作上，表現得比幼稚園孩童還不靈光。」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再需要科技方面的訓練，只不過在一個人腦與電腦協作的未來，最有價值的技能將是那些專屬於人類，而機器還沒搞懂該如何做的事。
奧特將職場分成了三大區塊。一篇刊登在《速效企業》雜誌（Fast Company）的文章為他的研究做了精闢摘要。文中寫道：「就業市場的底部有越來越多服務業工作，從業人員在無法預料的環境中進行面對面接觸。這些工作包括駕駛公車、烹飪、照顧幼兒或老人，全都不可能外包出去或以科技來取代。」職場中層則是一些工作內容制式化的白領階級，主要負責資訊處理、表格填寫、搜尋資料、建檔和簡單的數據分析。這些通常是保險業、銀行業，以及律師事務所的白領工作，但這方面有給機器凌駕之勢。
「職場頂端是一些大家都想要的工作，但你們猜是什麼？」這篇文章的口吻似乎比奧特本人還要來得更樂觀：「它們正巧是美國教育體系的畢業生所具備的。這類工作需要創意、解決問題的能力、決斷力、說服力，以及管理技巧。」矽谷創投資本家維諾德·柯斯拉（Vinod Khosla）持同樣看法，認為機器將取代許多人類的工作，但涉及複雜創意、情緒智力，以及價值判斷的工作仍將由人類主導。
出處：法理德．札卡瑞亞著，劉怡女譯，《為博雅教育辯護：當人文課熄燈，大學正讓青年世代失去遠大未來》（大寫出版，2015），第三章〈學習思考〉，頁52–63。
